冯骥才:抢救老街

作者: 分类: 时间: 2019-05-03 评论: 暂无评论

【内容简要】《漩涡里》是冯骥才“记述人生五十年”之《冰河》(无路可逃)《凌汛》《激流中》系列非虚构、自传体、心灵史式写作中的最后一本。该书完整、真实而又细腻地记录了冯先生人生的第二次重要“转型”——从文学跳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心路历程。他从情感上、使命上,把保护民间文化、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天职。从一开始的自发行动,到后来的主动投入,冯骥才始终没有离开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场,这种立场不仅是思想的立场,而且还带着一份浓厚的情感。而一件件具体的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故事,体现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敏感与自觉,责任与担当。

猝不及防的拆迁通知,要动天津的根

1999年是20世纪最后一年。这年年底由我发起,我所供职的市文联与《今晚报》合作,准备春节后的元宵节在天津最古老的估衣街举办灯会,以促使这个搁置太久、几乎忘却的传统节日重新焕发活力。估衣街保留着一些民国初年的极具特色的商业建筑,门面高大,外装非常华丽又繁复的铁栏,街上风姿别样,元宵之夜挂满花灯会很美。我们当时的兴致极高,筹划着各种节俗事项,如赛灯、踩高跷、走百病和猜灯谜等等。我为灯会设计的纪念章——“龙年灯节,估衣街上”都已经刻制出来了。可是12月9日却猛然听到一个消息:估衣街要拆,而且马上要拆!这感觉如同五年前听说老城要拆时一样:祸从天降,猝不及防。

刚听这消息,我甚至不信。一是因为太突然,二是估衣街对于天津太重要。这条比天津城建城还要早的老街,应在元代已经形成。由于生命对水之必需,再加上水路比陆路便利和省力,平原上的城市大多缘起于一条河,因此城市的雏形基本上都是一条傍水的商业性老街。在天津,这条老街就是背靠南运河的估衣街,所以天津素来有“先有估衣街,后有天津卫”之说。

历经了六七百年,不管不同朝代怎样更换街头的风景,历史的年轮却在这里的街头巷尾有形或无形地留存下来。这片街区的住户基本是天津这座城市传承最久的原住民,动了估衣街就是动了天津的根。那些已经列为文保单位的谦祥益和瑞蚨祥也要拆吗?五四运动遗址天津总商会也要扒掉吗?很快我就拿到了拆迁布告,一看就傻了,上边明确地写着:

动迁地区:东起金钟桥大街西侧,西至北门外大街东侧,南至北马路北侧,北至南运河。凡坐落在拆除范围内的住宅与非住宅房屋,均予拆除。

估衣街处在这一地区的中心位置,首当其冲,难逃厄运!

我感到事情的严重与紧迫,没有迟疑,马上前往估衣街,并直扑估衣街上最核心的老店谦祥益。到了那里,见《今晚报》副刊部主任姜维群也已闻讯赶来。大家满脸肃然,显然都感到了这件事的严峻与艰难了,而且没想到已列入“市级文物保护单位”的谦祥益居然首当其冲。

以救火般的速度和救死般的精神抢救老街

谦祥益是山东章丘人孟昭斌(字乃全)兴办的绸缎庄。1917年建成,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三层楼宇,飞檐连栋,画壁雕梁,气势恢宏。外墙的下半部分为青水墙,以津地著名的砖刻为饰;上半部分采用华美繁复的铁花护栏,显示了租界的舶来文化对天津本土文化的有力影响,也体现了作为主体的天津码头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。这两部分不协调地“拼接”起来,恰恰又彰显了近百年来外来文化随着西方入侵者的突兀介入,与本土文化相冲突的历史形态——这正是天津独有的“华洋杂处”的历史特征。据这里(现已改为小百货批发公司)的一位负责人说,现在公司的经理赵为国已在此工作30年,一直坚持保护这座珍贵的古建,不准随意涂抹油漆,不能任意拆改原结构,冬天不准生炉子,以免发生火灾。故此,我们感到室内十分寒冷,犹如在野外寒冬。赵经理原是相声演员马三立的弟子,由于常常接近文化界人士,深知文物的重要。在他的管理下,该处职工们皆有保护文物的意识,这便使历时久远的谦祥益,奇迹般风姿依旧地保存至今。那天,赵经理外出办事,未能见面。

我想,从当天到动迁令上指定的强制性搬迁的日期,总共只有三天,火烧眉毛了,用什么办法挽救谦祥益和估衣街?就在我们在谦祥益这会儿,已有三批拆迁人员来谦祥益看房,估算楼中檩柁门窗等等木料的价值。据说有一家要买下这座3400平米建筑的全部木料,出价15万。这难道就是珍贵的历史文化在现代化改造中的“价值”?我们应该怎么办?于是我和《今晚报》的姜维群商量,眼下只有抓住“文保单位谦祥益不能拆”来发声和发难了。

第二天(12月10日),《今晚报》的头版发表了一篇报道,题为《百年豪华建筑临灭顶之灾》,副标题是“冯骥才昨说这是北方大商埠标志性建筑不亚于戏剧博物馆”,还配发一帧谦祥益的大照片。同时,姜维群以笔名“将为”发表一篇专论《留住天津的历史》,言辞鲜明而尖锐。当日这条消息遂成为津门各界人士与百姓关注的焦点。

12月11日,《今晚报》记者驰电追问市拆迁办公室。答复是谦祥益是文保单位,不能拆。于是12月12日,《今晚报》又发出消息为《市拆迁办不让拆》。这样一来,一种与估衣街拆迁相悖的社会舆论就出现了。然而,这并不能起到实际的遏制作用。大胡同居民的动迁工作已经开始。如何从这快速启动的列车上抢救下濒死的估衣街?当时看可能性极小。一切似乎都来得太迟,猝不及防。但是,我们不能就这样——在我们目瞪口呆中,听凭历时六七百年的一条古街在野蛮无知的铁锤中粉身碎骨,荡然失去。我们光喊不行,必需行动。

于是,我又像五年前组织抢救老城那样,12月16日在大树画馆召集有志于估衣街保护的有识之士七八个人,研究决定做四方面的工作:

1.邀请专业摄像师,在估衣街挨门逐户地进行摄像,留下估衣街鲜活的音像资料。

2.拍摄照片。特别注意把有价值的文化细节留在照相机的底片上。同时拍下正在拆除古街的“罪证”,留给后人。

3.访问估衣街的原住民,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口头记忆。保留估衣街的口述史。

4.搜集相关文物。必要的文物花钱买,尽可能挽留估衣街有实证性的文化细节。大树画馆出资。

我们的口号是:以救火般的速度和救死般的精神抢救老街!

12月26日,谦祥益的经理赵为国打电话告诉我,他们再次接到了拆迁通知。通知上有“到时停电停水,违者依法处置”的词句。威胁再度逼来。

我再去谦祥益与赵为国见面,待谈过话从谦祥益出来,去周边街区查看情形。没想到数日来多已断壁残垣,有些地方寥无人迹,只有瓦砾与垃圾,实不忍睹。600多年的历史倏忽荒芜,看着就要消失了。我感觉自己就像朝着这即将跌入虚无的历史文化,极力伸出一条胳膊去抓,但能抓住什么呢?

1月5日,我写成一篇长文《老街的意义》,述及估衣街的缘起,沧桑的经历,厚重的积淀与宝藏,在城市史中非凡的意义,以及它的未来价值。1月19日在《今晚报》上刊出。

这实际上是进一步申诉我们保护估衣街的理由。

哭老街,毅然走到文化保护的社会漩涡中来

估衣街的“拆”与“保”渐成国内一个事件。1月20日,《光明日报》记者王燕琦来津采访。1月28日,《光明日报》第一版刊出王燕琦采访我的报道《天津六百余年老街即将拆除 专家学者呼吁抢救文化遗产》,这是国内主流媒体的首次表态,十分重要。紧跟着,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“新闻要闻”播出该条报道。

正月十五日(2月19日),我听到来自估衣街的消息:北马路前进里的天津总商会——那个风姿绰约的五四运动的遗址,那个著名的学生领袖马骏为阻止商人开市而以头撞柱的地方,那个周恩来和邓颖超进行进步活动的地方——已经拆平!连五四遗址都敢废除?此时此刻,我忽然觉得自己人孤力单,真的像那个与风车作战的唐·吉诃德了。

我不知自己还有什么办法?我有种心疲力竭之感。

紧跟着,中央电视台记者到津,我在总商会七号院被拆除后的瓦砾堆上接受采访。

尽管我讲了那么多必须保护的道理和深切的愿望,但自己脚下已然是毁灭了的历史的尸体。我指着那些断垣残壁,述说它光荣的历史时,真的要落泪了。须知它是一个城市早期最珍贵的见证,也是当世仅存的原生态的五四运动的遗址。今日的天津竟如此绝情么?

我在两会的文艺界政协委员与李岚清同志座谈中,作了题为“拯救城市文化刻不容缓”的发言,首都多家报纸刊载了我的观点,天津的《今晚报》也从网上下载了我这次发言的摘要。

由两会返津不久,3月16日,市文化局便通知我,要召开关于估衣街地区改造方案的专家论证会,建委、规划局、红桥区政府等有关部门也列席参加。我立即有一种“山重水复,柳暗花明”之感。当我听到此方案的名称为“估衣街地区保护性改造方案”,更是放心一半。“保护性改造”的提法已经明显表明了一种态度:它不是与“建设性破坏”针锋相对的一种观念和立场吗?

那些天我们全都喜形于色,却不知道竟是在一个骗局里。

不多时候,我应法国巴黎科学院和人文基金会的邀请做为期两个月的访问。在巴黎不久便接到天津朋友的电话说,估衣街那边有人说“趁冯骥才不在的时候赶快拆”。我说:这纯粹是瞎扯,保护方案是政府定的,也上了报纸,怎么可能说了不算?

后来一天我巴黎住所的传真机上嗒嗒响,来了一份传真,一看是估衣街上的许多店家联合写给我的,告诉我这几天大规模的拆除又突然开始。山西会馆、青云栈等建筑已经全拆毁了。我急了,可是鞭长莫及。我给一些领导的办公室挂电话,却始终通不上话。我甚至想马上飞回去。那时没手机,没图像,好像是另一个星球发生的事。

过了半个月,我回国后和几个朋友到估衣街。不知哪儿来的几家媒体得到信息赶来了,跟在我们后边。到了估衣街,眼前的景象真像经过了一场大战,被荡平的城区显得分外开阔,到处废墟和瓦砾,几辆大型黄色的推土机和吊车刺眼地停在那里,显然该做的事都已做完了。整整一个街区,一条长长的老街,已经确定保护下来的那几座古建筑全都无影无踪;只有一幢房子孤零零立在中间,便是谦祥益;即便如此,谦祥益的一侧与后边也被“啃”去不少。完了。700年一直活着的估衣街,干干净净地没了。无论我们怎么努力,终于没有把它留下来。面对这样的景象,我忽然忍不住哭了。我泪流满面。我身边一个女记者掏出手绢给我。

哭是无能的失败者唯一的表达方式。我承认我无能,我是失败者。

几天后,《北京青年报》用一整版,刊出一篇长篇报道,题目是《冯骥才哭老街》。从今天来看,这便是20年前真实的我,也是文化命运的真实——也正为此,我抛开心爱的文学与艺术,走到文化保护的社会漩涡中来。

编辑:李伶

责任编辑:张裕 蒋楚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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